淮河文化滋润中华文明

　　

　　

　　

　　

　　淮河蚌埠段。记者 程 兆 摄

　　

　　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淮河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重要特征，在传承发展中生机焕发、历久弥新。

　　

　　

　　淮河文化的连续性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自先秦至北宋时期，淮河流域历经多个朝代经济不断发展，并走向繁荣。夏商周时期，淮河流域是我国较早开发的地区。秦汉时期，淮河流域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经济虽历经曲折，但仍不断发展。隋唐北宋时期，随着土地制度的实施，水利工程的兴修，农业技术的推广，特别是北宋定都开封，淮河流域政治地位大大提高，流域成为全国重要经济区和粮食生产基地。经济的发展为淮河文化的繁荣提供支撑和条件。文学方面，从《诗经》中“钟鼓锵锵，淮水汤汤”的乐章，到先秦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散文；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曹”文学、建安文学开创的文学新面貌，到隋唐北宋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等在此留下脍炙人口的诗词。淮河流域文学蓬勃发展，走向兴盛。

　　南宋至民国时期，由于黄河长期泛淮夺淮，造成流域灾害频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加上我国经济重心渐向南移，淮河流域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日益下降。但淮河文化并未间断，仍赓续相承，绵绵不绝。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治淮，淮河成为我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在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部署下，兴建了大量的防洪、除涝、灌溉、航运、发电工程。淮河流域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矿产基地和制造业基地。近年来，淮河流域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淮河文化在传承发展中历久弥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影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淮河文化的创新性

　　

　　淮河流域在农业、聚落和城市、文字等方面的创新创造，使之成为最早迈入文明门槛的代表性区域之一。如贾湖遗址，发现了原始栽培稻、骨笛、契刻符号等实物，证明了淮河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被誉为“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了迄今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被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双墩遗址，发现的刻划符号年代很早、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是研究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淮河文化的创新性，活跃于传承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体现在政治、天文历法、医学、建筑等领域。政治方面，齐国国相管仲实施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实力大幅提升，一跃成为强国。其“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思想对后世为政者产生重要影响。天文历法方面，《淮南子》提出“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其创立的二十四节气，对于指导农业生产与生活，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医学方面，华佗采用“麻沸散”使病人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甚至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建筑方面，鲁班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发明家，发明创造了许多工具和器具，被誉为“百工圣祖”，对建筑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淮河文化的创新性，体现在当代经济领域，尤其是农村改革方面。淮河流域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以凤阳县小岗村于1978年实行的“大包干到户”为开端，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推广开来。淮河流域是我国率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以涡阳县新兴镇于1993年试点的税费改革为发轫，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

　　

　　淮河文化的统一性

　　

　　自然地理条件的独特性，对淮河文化的形成和统一影响巨大。淮河独流入海，水系发达，淮河流域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地形地貌上，淮河流域西高东低，以广阔的平原为主，地理环境基本处于开放的状态。在气候上，四季分明，季风影响显著。以淮河为南北分界线，淮河流域为过渡地带，地理差异呈现渐变性。南部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北部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流域自南向北形成了亚热带北部向暖温带南部过渡气候类型。

　　淮河文化在史前发展过程中就呈现出强烈的统一趋势。淮河流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呈三分天下之势。正如学者指出：“徐夷、淮夷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如果把山东的西南一角、河南的东北一块、安徽的淮北一块与江苏的北部连在一起，这个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这可能与徐夷、淮夷有关……不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范围扩大到淮河流域来，很可能在这个地区存在着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原始文化。”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经历不同的时期，每一个时期伴随着和平、非和平互动的加强，文化面貌开始一统或趋同。

　　文化的统一性是政治统一的思想基础，推动了国家的形成和统一。淮河流域曾经洪涝灾害频繁，面对灾情，大禹动员各部落力量，疏通水道，兴修水利，取得了治水的成功，由此诞生了文明国家——夏朝。禹继位之后，在涂山召开诸侯大会，史书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天下从此一统。至汉代，儒家思想被确立为正统地位，形成了稳定、统一的政治体制。淮河文化的统一性对于维系国家的大一统局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淮河文化的包容性

　　

　　淮河文化的包容性与淮河流域的地理环境有直接关联。淮河流域处于我国东中部，介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之间，不仅通过淮河干支流连接东西，而且是我国南北交流的通道和过渡地带。由于淮河流域以西是秦岭横亘南北，加上流域边缘地带伏牛山、大别山的阻隔，交通条件受限。而淮河流域水系发达，交通便利，地貌主体是平原，分布广泛，面积约占流域总面积2/3。历史上，曾经修建鸿沟、邗沟、汴渠、京杭大运河等，与海河、黄河、长江、钱塘江四大水系联通。地理条件的优越，政府的支持，使淮河流域成为人口的聚集地与迁徙必经地。曹魏时期，推行屯田制，迁移大量居民到两淮地区。西晋以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量人口南下，途经淮河流域。唐朝和北宋时期，淮河流域成为国家的经济重心，吸引了大量民众的迁移。明初，多次将江南、江西、山西等地民众移民到凤阳府。人口的流动与汇聚，促进了多元文化在淮河流域的接触、交流和融合。

　　淮河流域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之地，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从早期来看，淮河文化可分为若干个亚文化区：淮河中上游地区，其中上游地区属中原一部分，中游地区则是夷人古国部族分布较集中的地区；淮河下游的淮泗地区，是商夷周人文化的混合区，下游的徐淮海地区，受吴越文化的影响。淮河上、中、下游东西方向的交流互动，形成了文化统一体。春秋以后，涡淮道家、汝颍奇士、谯沛俊彦、邹鲁儒士、临涣文章各展所长，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文化流派共生共存。

　　淮河流域是南北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北方的黄河文化借此传播到江南，南方的长江文化由此传播到中原。西北部的中原文化、东北部的齐鲁文化、东南部的吴越文化、西南部的荆楚文化在此交融，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交流互动。淮河文化一方面不断地吸引、同化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同时，又将自身的优秀文化元素向四方流布和辐射，扩大了影响，从而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

　　

　　淮河文化的和平性

　　

　　和平性是淮河文化的核心价值。“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等和平理念绵延相传。淮河文化对于和平的崇尚，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正式开端——夏朝。据《淮南子》记载：“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当双方发生矛盾时，可化干戈为玉帛，即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以避免战争造成的损失。“春秋第一相”管仲主张以和为贵，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和问题。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

　　“和”思想体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与国之间等关系之中。在人与人之间，儒家倡导仁爱，仁爱不是爱自己，而是爱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要换位思考，摒弃自我为中心，推己及人；“和而不同”，就是要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在人与自然之间，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应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在国与国之间，主张国家之间应该遵守“礼”，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孟子曰：“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提倡国家之间要互谅互让，和平地处理问题。墨家主张“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认为天下应该和平共处，不应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

　　淮河流域地理位置居中，环境条件优越，水系发达，土地肥沃，曾经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和经济重心，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但也应该看到，淮河是我国南北政权对峙的分界线。历史上分裂时期的政治格局多为南北对峙，包括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和宋金对峙时期，淮河作为军事力量对峙的天然屏障，起到了平衡与稳定的作用，这有助于对立政权之间的和平相处。

　　总之，淮河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一，始终与中国历史进程保持同步，始终与中华文脉延续性相一致。深刻把握淮河文化的突出特性，不断推动淮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助于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正业）

原文链接：https://slt.ah.gov.cn/xwzx/mtgz/122392471.html
[免责声明] 本文来源于网络转载，仅供学习交流使用，不构成商业目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