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水域的“文化气质”

　　■ 记者 晋文婧

　　淮河治理提供了哪些经验与启示？淮河过境安徽又带来哪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记者近日采访了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崇旺，探讨“治水”命题下，淮河文化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内容。

　　记者：您提到，淮河的历史变迁经历了四个重大阶段。纵观我国治理淮河的历史过程，其演变趋势是什么？其中蕴含哪些经验与启示？

　　张崇旺：淮河变迁的四个阶段，其中前后两个阶段，都是在向“利河”方向发展，中间两个阶段则是向“害河”方向演变，总的来说，淮河的阶段性变迁经历了从“利河”到“害河”再到“利河”的重大变化。相应地，我国淮河治理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单纯抗御水旱灾害的工程治理，到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发挥防洪、排涝、灌溉、航运、发电等多方面效益的全面治理，再到新时代更加注重人水和谐、生态保护和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治理的过程。

　　其中蕴含的经验与启示，主要有二：一是淮河治理既要除“内忧”，又要防“外患”。也就是要在全面治理好淮河的同时，还要有防止历史上黄河南下侵淮事件重演的意识；二是淮河治理关键在于“蓄泄兼筹”。无论是大禹治水的成功，还是旧中国治黄导淮的失败，抑或新中国治淮事业的开创，无不昭示着这一点。

　　记者：淮河两岸分布有众多湖泊，其中芍陂就是一项著名的大型灌溉工程，是否也说明了淮河的水患自古有之？如何看待这一工程的治水理念和治水水平呢？

　　张崇旺：寿县境内的芍陂一带降雨年内分布不均，易发旱涝灾害。为了发展灌溉农业，公元前7世纪末楚庄王时期的令尹孙叔敖主持修造了芍陂。芍陂的选址是非常合理而恰当的。芍陂南面是丘岗连绵的江淮分水岭，北面至淮河南岸是平原，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地势低洼，向淮河倾斜。在低洼处筑堤拦蓄山源河水成塘，上引沘水、淝水和北坡涧水入塘，下泄余水入淮，并因地循形而筑有五个水门，“水涨则开门以疏之，水消则闭门以蓄之”。芍陂建成后，浇灌禾田“万顷”，唐人樊珣称“昔叔敖芍陂，能张楚国”，乃是对芍陂创建之初水利作用的恰当评价。

　　记者：您提到，新中国成立后持续性的大规模治淮，使淮河恶化性变迁得以根本扭转。能否以一些典型事例回顾其治理成效？淮河在安徽境内的治理是如何体现的？

　　张崇旺：淮河是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1950年、1991年、2003年淮河大水后，治淮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高潮。进入新时代，更是迈入了保护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70多年来，通过在上游修建拦蓄水库，在中游修建蓄洪滞洪工程，在下游开挖、整治、扩大入江入海水道，使淮河旧貌换新颜。

　　安徽地处淮河中游，泄水一直不畅，是淮河治理的重要地段。较大规模的防洪、灌溉工程主要有：一是利用湖泊洼地建成蒙洼等干支流行蓄洪区，在洪水中有效降低河道水位，减轻淮河中下游防洪压力；二是兴建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与上游山谷水库、中游行蓄洪区、淮北大堤以及茨淮新河、怀洪新河共同构成淮河中游综合防洪体系，在淮河中游立起一道百年安澜屏障；三是修建淠史杭灌区，彻底改变了江淮丘陵地区干旱缺水的农业生产条件，为超过1000万亩的良田提供了灌溉水源。

　　记者：淮河拥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丽画卷，也留下了“大河为患，岁岁决溢”历史记忆。淮河的历史变迁和治理过程，是否也塑造了淮河文化的外在形态和精神内核？

　　张崇旺：环境是人类文化形成的基础，它不仅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物质文化的形成，而且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风俗习惯。所以说，淮河的历史变迁和治理过程无疑也是一个塑造淮河文化的外在形态和精神内核的过程。首先，淮河阶段性历史变迁影响着淮河文化的兴衰。当淮河成为“害河”时，淮河两岸水旱频仍，经济社会发展式微，民风不振，文化气质也呈郁郁寡欢状。当淮河成为“利河”时，淮河文化兴盛繁荣，文化气质也温和柔顺。其次，淮河治理留下的芍陂、大运河、高家堰等水利工程遗产，以及凝结成的大禹治水精神、淠史杭精神、王家坝精神等，无不在不断地丰富淮河文化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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